文/陈家基
中国文坛上，有这样一对师生——他们相识相知于课堂以外的一处私人住宅，不是师生却胜似师生；在特殊的年代，阔别二十余载音信全无，再见后不久却成永诀；他们终生没有留下一张合影，唯一的“合影”也是学生在恩师的雕像前留下——这就是萧殷与王蒙一段跨越了三十多年、三个地点的师生情。
壹
每当提到萧殷，王蒙总是尊称他为“恩师”或“萧殷师”。
1982年2月，王蒙在访问美国回国途经香港时，曾接受香港记者的采访，他说：
“1954年，我把《青春万岁》第一稿交出来，说老实话，很不像样子……萧殷看了以后，非常重视。所以如果以中国过去的说法，那我的第一个恩师就是萧殷——是萧殷发现了我。”
北京赵堂子胡同8号，是萧殷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北京中国作协工作期间，以自己的稿费购买的一处四合院。院子的北屋是萧殷的书房，也是他看书、写作和冲晒照片的地方。
赵堂子胡同8号北屋书房一览图，当年萧殷与王蒙的多次长谈所坐的就是右边的两张单人沙发 萧殷 拍摄
1955年的春天，赵堂子胡同8号北屋的这间书房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负责人吴小武，另一位是他引荐给萧殷的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青春万岁》的作者王蒙。
28年后回忆起当时的会见，王蒙写道：“在那里，文学的殿堂向我打开了它的第一道门，文学的神祗物化为一个和颜悦色的小老头，他慈祥地向我笑，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
“小老头”笑嘻嘻地对王蒙说：“这部稿子我看了一个多月，它零零散散，却能吸引我读下去……看了你的作品，叫人感动……虽然片片断断，但是发光。”萧殷热情肯定了小说的基础，郑重表扬王蒙的“艺术感觉”，同时指出了结构上的问题是“缺乏主线”。
尽管此时的文学青年王蒙还是第一次听说“主线”，但问题却被萧殷一针见血地点了出来。此后，一连八个星期天，王蒙都会来聆听萧殷面对面的指导。
萧殷并不直接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而是每次给王蒙讲两三个小时，从分析中外名著入手，联系他的稿子，帮助他提高认识。针对王蒙艺术上的弱点，萧殷强调说，你的小说要有一条矛盾的主线，而且这条矛盾的主线要深入那些出身各不相同的学生的家庭中去。王蒙接受了萧殷的意见。
于是，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萧殷，由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出面，以中国作家协会的名义出具公函，为王蒙请得半年创作假，让他改好《青春万岁》。
王蒙用了八个月时间，把小说改出来了。
萧殷在1955年从院子里拍摄的赵堂子胡同8号北屋书房照片
贰
1957年11月，萧殷准备离开北京，带着户口与组织关系回家乡广东省龙川县佗城去搞创作。被打成“右派”的王蒙闻讯，最后一次来赵堂子胡同看望萧殷。
师生两人坐在沙发上，进行了一次长谈。分手时，萧殷送给王蒙两条从家乡带来的“斗鱼”，或许是让心爱的学生以勇于斗争的姿态去面对未卜的前途。
这一别，两人就26年没有再见面。
但王蒙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萧殷更没有忘记自己的学生。1978年，萧殷在《创作随谈录》中说道：
“1957年，我在广东家乡搞专业创作，到下半年，中国作协要我回北京参加‘反右’运动。回去不久，就得知王蒙被划为‘右派’；而他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虽已排印出来，还来不及装订封面，就夭折了。我当时的心情是沉痛的，痛惜一个刚刚闪出光芒的人才被摧残、被毁灭。我曾接触过无数的文学青年，但从没有这次那样难过。”
离开北京回到广州工作以后，萧殷一直惦记着王蒙。但在那个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二十多年中，他和王蒙彻底断掉了联系。一本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排印的校样，被他自己装订成一本没有封面的“白皮书”（萧殷女儿萌萌的原话），从北京带到了广州，成了他对王蒙思念的唯一寄托。
萧殷的夫人陶萍回忆道：这本没有装订上封皮的《青春万岁》清样，萧殷把它摆到书柜里，遇到“靠得住”的青年，还借给他们阅读。记得不止一次，在夜阑人静时，他拿出这本清样翻着，很久很久对着它出神。一次，不知他翻到什么地方，忽然叫我过去，说：“你来看，这里写得多精彩。”
那些年里，萧殷不止一次向熟人和朋友打听王蒙的消息，托到新疆出差的人去当地打听，然而，王蒙就像消失了一样，没有任何的音信。
就在萧殷正紧锣密鼓筹办《作品》复刊时，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从新疆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万分惊喜。他还未看信的内容，就高兴地对陶萍喊道：“啊，王蒙来信了！”王蒙的来信，成为萧殷全家的欢乐。
王蒙是从朋友处得到了萧殷的地址，试着给他发信报平安的，他诉说离别这些年对恩师的思念：
“日前秋耘同志来信时曾经提到您对我的关心，我立即回信向他打听您的通信地址，还没有等到他的回信，黄伊同志又来信说到，他在广州和您会面的情况，并转达了您的关怀，令人肝肠顿热！阔别二十余年了，想来我第一次向您求教的时候，我自己才满二十岁。
许多的日子过去了，许多的事情经历了，如今，我又在边城乌鲁木齐向身在南国的您投书问安，怎能不让人感慨、欣慰呢。我的情况可能您已有所闻，不赘述了。我今年四十三岁，自觉年富力强，虽然外貌瘦弱，倒还顽强。去年我还从五米高的悬崖上跳到水库里去游泳呢。这十几年考验的日子，虽然也时有苦恼和迷惘，但我并没有消沉，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走上邪路……”
一纸飞鸿，在分别二十一年的这对师生之间架起了连接的桥梁。萧殷立即给王蒙回信，说明《作品》即将复刊，请王蒙投稿。于是王蒙把自己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最宝贵的》寄给萧殷，萧殷立即在1978年第7期《作品》复刊号上发表。
此后，两人书信来往不断。
1988年1月27日，王蒙专程到萧殷家乡龙川向萧殷雕像献花
叁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王蒙的《青春万岁》。萧殷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一封来信，邀请他为《青春万岁》写序言。
此时正是广东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萧殷正忙于筹备11月份在顺德和广州召开的包括三十位有影响的文艺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并讲话，身体已很衰弱的萧殷为此付出了超负荷的时间与精力。因此，接到信后，萧殷给出版社回复说明了无法按照要求写序。
后来，《青春万岁》在出版时没有请其他人另写序言。因为在作者王蒙的心中，只有这位他人生中的第一恩师，才是为此书写序言的不二人选。
1983年，萧殷因为病重又一次住进了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病房；3月，王蒙特意前去看望分别了26年的恩师萧殷。
当时萧殷的病情已很严重，由肺气肿变为严重的肺心病。本来就瘦弱的身体变成皮包骨头，体重只有三十余千克。当王蒙夫妇走进病房时，萧殷刚吃过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休息。
他突然睁开眼睛，看见床前站着一位穿大衣戴着眼镜、仪态潇洒的中年人，正向着他微笑……萧殷一愣，辨认不出对方是谁。王蒙立即趋前向他问好，并说出自己的名字。萧殷一听，不觉非常兴奋地支起身来，大声说：“啊，王蒙……你可来了。”顿时，他快活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本来是森冷寂寞的病房，忽然变得欢快和热闹，萧殷瘦削的脸上，也泛起少有的幸福笑容。
欢聚时刻总是那么短暂。最后医生以病人病重需要休息为理由请王蒙等人离开病房。
五个月以后，萧殷与世长辞。
1988年王蒙夫妇在萧殷故居前
肆
1955年，王蒙多次到赵堂子胡同8号萧殷家中聆听指导时，萧殷曾留王蒙和家人一起吃过饭。六十多年后，王蒙尚能记得萧殷对他强调要用鲜美的“蘑菇酱油”烧菜。
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一直没有留下任何合影照片。
1988年1月，王蒙专门到恩师萧殷的家乡龙川拜谒萧殷雕像。当他深深地向恩师的雕像鞠躬献花时，一位摄影师按动快门，记下了这个瞬间——这竟然成了他们师生二人天人永隔之后的一张特别的“合照”。
2015年，王蒙在纪念萧殷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写道：
“难忘萧殷，难忘赵堂子胡同8号，难忘开始跨出第一步时得到萧殷师的扶持，难忘他病重时我到广州医院看望的情景，以及后来我专门去龙川萧殷故乡参加萧殷公园活动的盛况。萧殷师的精神永存，遗爱永在，在他百年冥诞之际，我感到他的诚挚与爱心永远与我们写作人在一起。”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6月29日A7版